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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学界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解释有很多种，进化心理学认为，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自狩猎采集时代遗留下来的心理现象之一：彼时部落之间的战乱不断，发生的杀戮和绑架也不在少数，而在被绑架者中女性和孩子居多，为了求得自身及孩子的安全，有不少女性主动或被动选择了融入另外的部落群体，从而生存下来。这种情感依附，其实也是防卫机制的体现。
1973年8月23日的早上10点，扬·埃里克·奥尔森(Jan-Erik Olsson)，一名刚出狱的囚犯，走进了一家位于斯德哥尔摩诺马尔姆广场的瑞典信贷银行。戴着假发、面部涂黑的他一边迈入银行大门一边将藏在大衣下的半自动步枪掏出，举向空中开火并大吼道：“派对才刚刚开始!”
瑞典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银行大劫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桩抢劫案不仅让彼时的瑞典人在电视机前屏息凝视了整整六天，更衍生出如今人们熟知且颇有争议的一项心理学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
警察很快赶来并包围了奥尔森所在的银行，英格玛·瓦佩费尔特(Ingemar Warpefeldt)是第一个进入建筑的刑事督察，但旋即被奥尔森开枪打伤手臂，被枪指着命令坐在椅子上“唱首歌来听听”。
正当瓦佩费尔特哼唱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孤独的牛仔》(Lonesome Cowboy)，警方派出了另一位警员，摩根·莱兰德(Morgan Rylander)来充当奥尔森与政府警方的中间人。
这时奥尔森提出了他的条件，300万瑞典克朗、两把枪和防弹背心、一辆用于逃跑的快车，以及自由离开斯德哥尔摩的许可证。他还要求警方将他的朋友兼银行抢劫同伙——克拉克·欧洛弗森(Clark Olofsson)，从监狱释放并带到他身边。
为了确保警方能遵守他的条件，奥尔森绑架了四名银行职员——贝吉妲·伦德布艾得(Birgitta Lundblad)，伊丽莎白·奥尔德格伦(Elisabeth Oldgren)，克里斯蒂安·恩马克(Kristin Ehnmark)，以及斯文·萨夫斯特罗姆(Sven Safstrom)——并将她们作为人质留在了银行金库。
而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惊心动魄、光怪陆离，长达整整六天的对峙：警方一边绞尽脑汁寻找拿下奥尔森的方法，一边佯装配合遵守他提出的条件。第一天稍晚，他们已经将许诺的现金、车辆以及欧洛弗森送进了银行，但当警方要求禁止劫匪将人质一起带走时，奥尔森和欧洛弗森决定留在金库坚守。与此同时，瑞典的平民百姓对这场全程电视直播、扣人心弦的奇观产生了狂热的关注。
警方不断接到来自热心民众提供的各种天马行空的营救计划：邀请救世军合唱团(Salvation Army)到银行门口唱宗教歌曲，发射网球铺满金库以使劫匪动弹不得，还有放一窝蜜蜂进银行等等。
对峙第三天，警方设法在金库的上方钻出了个孔，借此拍摄到了在金库中劫匪与人质的照片;然而这一举动很快便遭到了反击，一名警察随后被欧洛弗森从孔洞射伤。8月28日晚，僵持了六天的人质危机终于落下帷幕，警方将催泪弹投射进了金库，最终迫使劫匪投降。
1973年8月26日，斯德哥尔摩警方拍摄的劫持现场图片。© The Unencumbered Mind
接着，奇怪的事发生了。当警方通知人质先走出金库时，遭到了她们的拒绝，克里斯蒂安·恩马克大喊道：“不，扬和克拉克(两名劫匪的名字)先走——我们一旦走出金库你们就会射杀他们!”
在踏出金库后的第一时间，劫匪和人质相互拥抱在一起，握手并吻别。而当警察将奥尔森和欧洛弗森架走时，恩马克恳求道：“请不要伤害他们——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
贾恩·埃里克·奥尔森被捕。© Vintage Everyday
接下来的几天里愈发明显的是，人质与罪犯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亲密的感情纽带。尽管奥尔森和欧洛弗森多次向警方威胁要杀死人质，他们对待人质的方式却出奇的仁慈。
在克里斯蒂安·恩马克因为寒冷而瑟瑟发抖时，是奥尔森给她披上了大衣，抚慰并询问是否做了噩梦，还给了她一颗子弹当护身符;而当伊丽莎白·奥尔德格伦的幽闭恐惧症发作时，他甚至允许她拴着30英尺长的绳子，在银行大厅内四处走动。这些善举拉近了人质与罪犯之间的关系，不到一天，大家都向对方直呼其名了。
当时的人质之一，斯文·萨夫斯特罗姆在后来回忆道：“当他厚待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眼里他就是灾难来临时的上帝。”
根据恩马克所述，不久后人质对于警方和政府的憎恨和恐惧更甚于对她们的绑架者，控诉他们为了围剿罪犯不择手段，以她们的生命作为筹码：“(当时)我们更害怕的是警察而不是这两个小伙子。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件事，而且信不信由你，我们(在那里)过的还挺不错。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让小伙子们和我们一起开车走?”
恩马克甚至拨通了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的电话，请求他同意让劫匪把她们一同带上车逃跑：“在我看来，你只是把我们的性命当成无足轻重的棋子。我完全信任克拉克和绑匪。我也没有竭斯底里。他们没有对我们做任何事。恰恰相反，他们一直都对我们很好。但是，你知道吗?奥洛夫，我真正害怕的是警察的贸然进攻会把我们害死。”
瑞典警方护送奥尔森离开事发银行。© BBC
另一件事中也流露出了人质对绑匪的真情，当奥尔森威胁要射击斯文·萨夫斯特罗姆的腿部来威慑警察，恩马克居然催促她的同事接下这一枪。
当地政府早先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蹊跷，当警方派出的专员在对方允许下进入金库检查人质的健康状况时，发现她们仅对他抱有戒心，对劫匪反而更加地放松亲近。位于金库天花板的麦克风也记录了人质与绑匪聊天打趣的笑声。是的，也正是这一点让警方深信，使用催泪弹后劫匪并不会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伤害人质。
劫案落下尾声后，在危机时给警方提供过帮助的犯罪心理医生尼尔斯·贝杰罗(Nils Bejerot)，对人质进行了采访。即使在许多年后，好几位曾经的人质仍然会去监狱拜访她们的绑架者。贝杰罗由此自创了一个术语“诺马尔姆综合征”(Norrmalmstorgssyndromet)来形容这一明显矛盾的现象。这一词语在不久后被世界所熟知，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虽然这一词语的发明是在1973年，但是直到三年后才广为流传。在1974年的2月4日，派翠西亚·赫斯特(Patty Hearst)，赫斯特国际集团老板的19岁千金，在伯克利的公寓内被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SLA)绑架。
SLA是一支诞生于美国的左翼城市游击队，在赎金谈判破裂后，SLA将赫斯特捆绑并盖上眼罩锁在衣柜中数月，在生不如死的折磨同时逼迫她记忆左翼书籍内容。正如赫斯特事后的证词所述：“(唐纳德)德弗里兹告诉我，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或正在考虑是将我处决还是让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最好开始思考后者发生的可能性。我不得不将我的思想与他们的合并在一起。”
4月15日，在绑架发生的两个月后，赫斯特在旧金山日落区的希伯尼亚银行突然出现并参与了一场武装抢劫，同时把自己称作“塔尼娅”。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赫斯特参与了数项SLA行动，其中包括另一起银行抢劫以及对两名警员的谋杀未遂，直到1975年9月18日被逮捕才落下尾声。在记录档案时，赫斯特将自己的职业称为“城市游击队”。
派翠西亚·赫斯特(中)于1976年被带上法庭。© Bettmann Archive
赫斯特的审判于1976年1月15日开始，从此成为了刑事责任的一桩里程碑式案件。她的律师李·贝利(F. Lee Bailey)辩护道，赫斯特被SLA洗脑并遭受着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影响——这一新发明的词语首次被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根据美国刑法，在缺少精神疾病诊断证据的情况下，个体对任何未胁迫下做出的犯罪行为负全部责任。希伯尼亚银行劫案的监控片段显示，赫斯特没有任何做出违背自己意愿行为的迹象;虽然精神科评定发现了一系列极端精神创伤的表征：显著智商下降、频繁噩梦，还有记忆缺失，但她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辨别的精神疾病。因此如果出于“洗脑”的理由将其无罪释放，这将会是美国法律史上空前的案例。
不幸的是，通过展示在数个事件中赫斯特完全能够轻易联系上政府并逃脱SLA，检察官成功说服了陪审团她是自愿加入该组织，赫斯特最终以武装抢劫的罪名被判刑35年。在她服刑22个月后，总统吉米·卡特给予减刑，到了后来的2001年，比尔·克林顿发布特赦，赫斯特才被释放出狱。
另一个有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著名案例，娜塔莎·坎普希(Natascha Kampusch)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孩，在1998年仅十岁的她被沃夫冈·普里克洛普尔(Wolfgang Prikopil)绑架，被关在地窖中长达八年。坎普希逃跑的那天，明知会被警察追查的普里克洛普尔，跳进了疾驰的火车面前自杀。当坎普希被告知她的绑架者已经死亡后，据说她伤痛欲绝地流下眼泪，后来还为他点上了一根蜡烛。
娜塔莎·坎普希。© Eduardo Parra/Getty Images
根据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帮助联邦调查局和苏格兰场鉴定这一现象的精神科医生弗兰克·奥赫伯格(Frank Ochberg)所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生可以看成是一种应对策略，以帮助被绑架者在高压的环境中适应。
“人们首先会突然遇上某种出乎意料的可怕事情。他们确信死亡将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会经历某种稚化的过程——在所处的地方像是回到孩童时期，没有允许就不能吃饭、说话，甚至上厕所。于是微小的善举也会迅速发展成给予生命的本能感激。人质对绑架者会产生一种本能原始而又十分强烈的积极情感。他们否认这个就是将自己置于如此境地的人。在他们眼中，绑架者就是让他们活下来的人。”
这个过程与在朝鲜战争中据传是由朝鲜对美国战俘使用的“洗脑”方法有相似之处。根据幸存者的证词，囚犯一开始会被折磨、剥夺睡眠与食物，以摧毁他们的意志。之后他们会被强迫完成一些小任务，像是送信或运送食物，从而在俘虏和俘获者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他们的任务慢慢变的与自己原本的世界观相悖，例如书写或广播反美言论，直到囚犯开始与俘获者的动机产生共鸣。
正如派翠西亚·赫斯特事件中发生的，囚犯为了生存，适应了他人的思考方式。
然而，尽管这一名词在流行文化中随处可见，真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事件却十分稀少，并且许多精神科医生并不接受这个现象的存在。根据在纽约警察局从事人质谈判35年的休·麦高恩(Hugh McGowan)的说法：“我不太认为这个现象存在。有时在心理学领域，人们会寻找本不存在的理由和影响。斯德哥尔摩就是个特别的例子。它所发生的时间恰好是在我们开始看到更多人质事件的时期，或许人们只是不想拿走那个我们可能再次见到的东西。”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确不是一项正式的精神诊断，而且也并未出现在美国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或其他常用的诊断教材中也没有出现。根据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珍妮弗·怀尔德(Jennifer Wild)所述，我们口中经常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实际上可能是其他更为常见的心理学现象的混合，这些心理学现象通常在极端情景下出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庭暴力，当某个人——通常是女性——产生对伴侣的依赖。她或许会感到同情而非愤怒。虐待儿童是另一个例子——当家长情感或肢体虐待他们的孩子，而孩子仍倾向于包庇自己的父母，对此闭口不言或用谎言相瞒。”
其他人则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概念本身就是性别歧视，鉴于几乎所有已报道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他们认为，这个标签在暗示着女性没有男性坚强，与绑架犯共情是一种天生软弱的表现。但美国记者丹尼尔·朗(Daniel Lang)为《纽约客》对诺马尔姆抢劫案参与者的采访却表明，这一观点忽略了人质-绑匪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
“我发现我所采访的精神病医生都忽略了一件事：受害者或许正如医生宣称的那样与侵犯者达成共识，但事情并不只是单向的。奥尔森说得很刺耳。‘这完全是人质的错，’他说，‘她们做到了我让她们做的所有事情。如果她们没有，我现在或许就不在这里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攻击我?她们让我们难以痛下杀手。她们让我们继续日复一日在一块生活，像山羊一样，活在粪堆里。在那时除却了解对方别无选择。’”
许多所谓幸存者也拒绝了这个标签，其中包括了娜塔莎·坎普希，她在一场2010年的访谈中说道：“我发现与绑架你的人产生共鸣是十分自然的。尤其当你在那个人身上投入了大量时间的情况下。这关乎同理心、交流。在犯罪的框架中寻找常态并不算是什么综合征。这是如何生存的策略。”
文/Gilles Mes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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